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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駿:建立支持高質量增長的審慎的宏觀政策新框架(上)

發布日期:2019-06-12            信息來源:中國經濟報告            【打印】       分享到: 


  【摘要】中國的經濟增長潛力至少將受到三個結構性因素的制約:勞動年齡人口下降、環境成本以及消費者偏好的改變。盡管技術進步和體制改革可以減緩增長潛力下降的速度,但未來十年經濟增速放緩是難以避免的。鑒于經濟增長潛力的下降和宏觀杠桿率高企造成的金融風險累積,中國需要一個新的宏觀政策框架來實現可持續、高質量且對環境友好的經濟增長。這個新框架應當摒棄以GDP為核心的政策目標而更加關注宏觀金融穩定。

  【關鍵詞】經濟增速放緩;結構性因素;宏觀政策新框架;高質量發展;經濟金融穩定

Absrtact:China is facing a slowdown in economicgrowth potential due to at least three unavoidable structural issues:demographics, environmental costs, and changing consumer preferences. Ongoing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and reforms can partially cushion the deceleration,but a further slowdown in growth is inevitable in the coming decade. Thistrend, together with the financial risks caused by a high macroeconomicleverage ratio, calls for a new macroeconomic policy framework. Key to sustainable,high-quality,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growth in China is adoption of amacroeconomic policy framework that is less growth-centric and focuses more onmacroeconomic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Keywords:Slowdown in Growth;Structural Issues; New Macroeconomic Policy Framework; High-qualityDevelopment; Macroeconomic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由于難以逆轉的結構性原因,中國經濟增長潛力將在未來十年逐漸放緩。盡管技術進步和結構改革可以減緩潛在經濟增長率下滑的速度,但中國需要一個新的宏觀政策框架來適應增速放緩、但增長質量提高的經濟模式。

  有效控制宏觀杠桿率(如M2與GDP之比)是保持宏觀金融穩定的關鍵。宏觀杠桿率高企且持續上升是金融風險上升的主要原因。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的數據,截至2018年二季度,中國非金融部門信貸與GDP的比例達到253.1%,近10年年均增速超過10個百分點。鑒于此,中國決策層多次強調,防控金融風險是中國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已開始通過控制影子銀行發展、清理PPP項目等一系列措施防范金融風險。

  過去追求GDP高速增長的目標導致了中國貨幣總量過快增長,造成債務快速積累。比如在2009-2010年的后金融危機時期,中國GDP增長率目標為8%,但2009年和2010年的實際GDP增速分別達到9.4%和10.6%。2009年M2增速達到27.7%,比2000-2008年M2年均增速高出11.2個百分點。2011-2016年間,M2增速遠超名義GDP增速,M2與GDP之比以年均6.8個百分點的增速增長。

  一、GDP增速放緩的結構性原因

  未來十年或幾十年,導致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結構性因素主要有三個:勞動年齡人口下降、環境成本以及消費者偏好的改變。這三個因素都是難以甚至不可能逆轉的。

  (一)人口因素:勞動力迅速減少

  由于中國自20世紀70年代實行了計劃生育政策,中國總和生育率從20世紀70年代初的5.8下降至2016年的1.7(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2016年統計公報)。自2013年以來,中國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大幅減少(見圖1)。

  根據我們的人口統計模型預測,盡管2016年中國出臺了“全面二孩”政策,但勞動年齡人口將持續下降,其年度降幅將從2017年的180萬上升到2028年的1000萬,相當于當年勞動年齡人口存量的1.1%。根據文獻的估算,中國的勞動投入產出彈性約為0.5,勞動年齡人口減速和下降將導致2028年中國經濟增速比2017年下降約0.5個百分點。這一估算還沒有考慮人口迅速老齡化可能會導致儲蓄率降低、并進一步引發經濟增長減速等問題。

  (二)環境成本

  中國過去靠投資拉動和以重工業為主導的傳統增長模式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破壞。環境惡化將限制經濟增長潛力,并可能導致一些社會問題。

  中國面臨的環境成本主要來自于空氣和水污染、土壤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在過去幾十年里,一部分人獲得了收入和財富的快速增長,但這是以破壞環境為代價,而后代將承擔這些代價。根據蘭德公司(Rand)的估計,2000-2010年期間中國由于空氣、水和土壤污染每年造成的經濟成本占GDP的比重分別為6.5%、2.1%和1.1%,其中水污染和土壤污染的成本未來可能還會更高。生態環境部副部長莊國泰曾表示,土壤污染的治理成本可能高達數十萬億元人民幣。

  環境成本將大大增加商品和服務的生產成本。例如,世界銀行2017年的研究顯示,未來十年中國碳價格可能會上漲10-15倍。麥肯錫的研究顯示,由于水污染的問題,2030年中國的水供給缺口將達到2045億立方米,占總需求的25%,而這將大大提升水的價格。

  較高的投入成本將導致企業盈利能力下降,進而導致總產出下降和經濟增長放緩。我們的DSGE模型顯示,假設清潔能源價格比污染性能源貴30%,在2017-2030年的能源轉型期間,中國GDP年均增長率會下降0.5個百分點。水和食品價格的上漲也可能產生類似的影響。綜合考慮能源、水、土壤等與環境有關的成本上升(其本質是上一代人欠下的債務,要下一代人償還),未來10年中國GDP年均增長率或將下降1個百分點。

  (三)消費者偏好從商品轉向服務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中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從2008年的43%上升至2017年的52%。在未來10年,中國服務業占比還將繼續快速提高,因為商品(包括住房、電子產品、食品、服裝等)的普及率已經相當高(接近經合組織國家的平均水平),而人均服務消費(醫療、保險、娛樂、運動等)仍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

  消費者偏好從商品轉向服務的結構性變化,很可能導致生產率增速放緩。2007-2016年,中國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年均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分別為9%和5.8%,目前中國制造業和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別為40%和52%。根據上述數據,我們估算出(非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年增長率約為7.2%。按照目前的趨勢,預計未來10年服務業占比將上升10個百分點(制造業占比將下降)。由于服務業的生產率增長速度低于制造業,這一結構性變化意味著未來10年(非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年均增長率可能進一步降低。在其他因素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速下降0.3個百分點,會導致未來10年GDP年均增速下降0.3個百分點。

  (四)經濟增長放緩的必然性

  上述結構性變化是難以逆轉的。同時中國經濟增長還面臨其他挑戰,包括高企的宏觀杠桿率等,因此中國不可能再以原來的速度進行信貸擴張。部分由于勞動年齡人口變化的原因,城市化進程也在放緩,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投資驅動的增長可能失去動力。

  幸運的是,經濟增長放緩不一定會導致嚴重的失業,因為求職人數也在減少。根據我們的人口統計模型,到2028年當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將減少1100萬人,未來十年中即使新增就業人數不增長,中國的失業率可以保持基本穩定。

  二、已采取的應對減速壓力的措施

  中國政府已采取一系列措施來對沖上述負面因素,提升經濟增長潛力。其中最重要的是促進技術創新。中央和地方政府通過稅收減免等優惠措施促進技術創新和新商業模式的發展;增加政府在研發方面的投入;建立了數千個高新技術創業孵化器;鼓勵將科學產品轉化為商業用途;為專利審查、驗證和保護提供一站式服務等。在過去幾年,許多中國高科技企業,特別是互聯網和

  電子商務企業在證券交易所上市。在電力、工程、采礦、高鐵和建筑行業,中國已經成為一個技術輸出國。

  但是,技術的加速進步可能不足以抵消結構性因素造成的經濟減速效應。戈登(2016)研究的結果表明,1980-2010年期間,雖然美國的技術創新領先全球,但美國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長率不足1%。中國擁有很多專利,但平均質量偏低,人均專利擁有量僅為韓國的10%,而韓國在過去20年里一直未能擺脫經濟減速的影響。根據這些國際經驗,技術進步似乎只能部分抵消中國經濟下行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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