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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建:敬畏現實的復雜性,不折騰是宏觀管理的關鍵

發布日期:2019-06-04            信息來源:財經會議資訊            【打印】       分享到: 


  “赤字+滯脹”將會埋葬不斷飲鴆止渴的凱恩斯主義,激發真正的供給側改革。現在流行的MMT理論,實際上是貨幣凱恩斯主義的變種,財政金融化是天使魔鬼一念之間,一旦染上赤字貨幣化的毒癮,靠稅收回收貨幣那是紙上談兵。

  從歷史來看,1979,1989,1999,2009,都是特別難熬的命運決擇時間,然而國運恰恰就是從困境甚至是絕境中熬出來的。但關鍵要看政府自身的供給側改革。因為中國經濟的根本特征,已經從超級規模性演變為超級復雜性。

  政策自身成為波動的根源,源自于我們缺乏對復雜經濟體的認知,用簡單一刀切的線性政策應對非線性復雜問題。這幾年不可忽視的一個經(jiao)驗(xun)是:如果政府自身不先做供給側改革,那么其他的供給側改革將很難達到預期的效果。其實根本問題還是在分配側,即企業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份額過少,生產性努力激勵不足,缺乏微觀活力。

  對于復雜系統,最好的應對是不折騰,在做好法制民生等基礎性工作的基礎上,尊重系統自身的演化規律。

  一,形勢可能比我們想象的嚴峻,關鍵依然要看“鄉土中國”和“線上中國”的危機緩釋能力

  雖然一季度的天量信用脈沖硬是托起了經濟的一橫,使增長曲線看上去比較平滑,GDP同比增速超預期得好,但是大家對經濟的實際體感溫度卻并不是那么舒適。汽車銷量和發電用煤在加速下滑,1-4月全國乘用車銷量683萬輛,低于同期的2018、2017、2016與2015,直接倒退回了5年前的水平,就連百度和央視的廣告收入都在前所未有地回落到歷史新低。形勢可能比我們想象的嚴峻的多。

  發電用煤變化顯示經濟下滑嚴峻 

 

  利潤增速下降形勢嚴峻

  資料來源:統計局

  我們草根調研的幾個現象,一是鄉鎮企業正在大批大批倒閉,主要集中在汽車零部件和紡織工業等行業,這些本來就是“順周期+污染型+出口導向”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可以說當前受到三重打擊,經濟下行,環保治理和貿易摩擦。中小企業物種的大批滅絕,破壞了經濟的生態性,也就破壞了經濟的韌性。

  二是過去吸收工業化危機的“鄉土中國”和“線上中國”,它們的危機緩釋也就是失業人口的吸收能力已經大不如從前。一方面農村耕種土地在大面積收縮,糧食生產在貨幣化計價體系里根本不賺錢;另一方面鄉村經濟生態也已改變,沒有像樣的產業,加上前面所述的沒有順利升級的鄉鎮企業正在消失,就業吸收能力更低。尤其這幾年加速進行的城鎮化,不合時宜的農民上樓,更削弱了原來鄉土中國的韌性。

  線上和互聯網產業原來吸收了大量傳統產業的失業人口,網約車、外賣和快遞小哥、網紅經濟、共享經濟、直播和自媒體等產業,原本吸收了超過1億結構性再就業的人口,但是隨著互聯網大潮的褪去,線上崗位不僅沒有再增加的空間,最近一段時間還在加速裁員。

  三是稍微大一些的國企和龍頭企業,或者是資產負債率過高,面臨著較高的債務償還壓力,尤其是前幾年經營太激進,過多涉入房地產和金融租賃等資金密集型行業的,存在巨大的資金鏈斷裂風險。而一些還不錯的民營上市企業,也因為股權質押和股市大幅波動搞的傷痕累累,自身的財務問題都難以應付,就不用說什么加大投資和擴大再生產了。

  其實最嚴峻的倒不是周期性下墜,而是過去常用于對沖周期性下落的慣常手段正逐漸失效。有三個信號正在證實我們這個擔憂,一是依靠信用脈沖打雞血形成的反彈持續時間越來越短,所起的效果越來越微弱,流動性陷阱的問題越來越嚴重。本質是貨幣灌溉激發經濟動力的合意區間已過,實體經濟沒有好的項目,沒有賺錢的機會,投再多的貨幣,行政命令壓力下投再多的信貸,在貨幣端都可能只是形成投機型資本,或者被窖藏起來(換成良幣房產或轉移出去)。

  二是有效的信用還是起不來,現在依靠政策的行政性命令投放到中小企業的信貸有哪些是市場化有效的還算不清楚,估計副作用半年后會顯現,但是國有大型銀行依靠政策性資金壓低信貸價格對信用生態的扭曲問題已經出現,很多立足當地中小企業的小銀行壓力越來越大;設想一下在這次信貸運動中,國有行為了完成行政指標過度壓迫小銀行的生存空間,到時小型銀行越來越少,都是只愿意服務大客戶的中大型銀行,整個信用生態又會造成破壞。這恐怕和中央的金融供給側改革初衷完全不符。

  三是巨大的赤字壓力前所未有,在既有預算約束下財政的持續能力令人擔憂,而如此猛烈的信貸刺激引發的通脹已經猝不及防的出現,這個類似2009年的“四萬億”。單純用季節性和天氣問題來解釋水果蔬菜價格的普遍大幅上漲并不具備足夠的說服力。如果考慮到豬肉價格的問題,接下來的通脹壓力可能并不會很快緩解。滯脹一旦起來,運用了十幾年的凱恩斯方法可能就要走到窮途末路。

  有沒有來自外部力量的救贖?比如這一次所謂的“新周期”所依賴的對外出口。很顯然,根據中國現在的經濟地位,已經不是一個只受外部影響而不影響外部的小國經濟體。全球經濟的整個動力機制傳導是,眾多資源和高端制造國家依賴中國生產加工,中國制成產成品后依賴美國、歐盟和日本等發達國家進行消費。在這種國際分工體系下如果占全球GDP比重超過40%、對全球GDP增長貢獻近60%的兩個國家之間發生貿易摩擦,那么全球經濟增長的前景將如何?

  答案可想而知。我們認為,如果中美貿易摩擦事態繼續惡化,全球經濟即將陷入最近十年最嚴峻的經濟衰退。綜合世界銀行、IMF以及幾家大投行簡單的線性測算,可以估計今年全球GDP增速將比預期下降0.4~0.8個百分點,如果疊加產業鏈上的乘數影響,對全球GDP的拖累可能超過1個百分點。

  這意味著多年以后,全球經濟增速可能重回3%以下。如果中美貿易摩擦進一步惡化,情況可能更加嚴重。因為貿易去全球化不僅影響當期的生產性活動,更嚴重的是會影響到對未來的預期。導致的結果,短期會減少全球企業家的存貨投資和消費者的消費計劃,長期會影響到資本性支出。這樣的后果就是,最近兩年,外部貿易和經濟環境不僅不是中國的救贖力量,而且會通過雙向正反饋來加劇經濟下行的壓力。

  二,政策擾動是本次經濟下行的一個重要原因,根本上是政策線性化與現實復雜性的錯配

  這樣的嚴峻形勢,除了逃不開的周期性下滑力量,最近幾年實施的各項政策所造成的大幅擾動和副作用,是另一個重要原因。我覺得有形之手的超邊界干預不當,對復雜經濟系統的簡單線性擾動,在執法過程中曲解政策本意、偏離中央初心的基層扭曲行為,在經濟下行過程中對削弱經濟韌性起到了很不好的效果。

  去杠桿政策的效果并不平衡

  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一定要認識到的兩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一是中國經濟的超大規模性,十四億人口,多個超級大都市及都市圈,廣闊的地域和統一的市場,相當于兩個個歐洲,幾個美國和日本。這個超級規模大國在歷史上,在世界其他地方是罕見的,它有自身的發展規律,但基本的規律能否獨立于普遍規律之外,我覺得也很難。中國特色這個詞匯,是有階段性的,要慎用。實際上誰也逃不脫基本規律的懲罰。

  二是規模快速發展到一定程度,形成進化式的有機結構和縱橫鏈接,就會演化為一種超級復雜生態體系,這是認識中國經濟處于“后發展階段”的基本前提。這種復雜性既有正向的一面,就是所謂的創新的涌現。真正的基礎性創新是無法設計的,必須基于一個生態多樣性的建構和目的意識淡化的系統。創新需要公共研究,需要政府的支持,但并不是說可以靠金錢砸出來。創新的本質還是需要一個自由的人本主義環境。人如果不能稱其為人,只是棋盤中的一顆小棋子,又沒有建國初期那股精氣神,怎么可能有創造性的活動。

  更需要認清的是這個超級復雜體負向的一面,那就是對線性政策的各種有害反饋。本來政策作為一種外生力量是為了產生熵減,但過了某個閾值,簡單線性的政策干預成為了一種熵增,通過傷害結構增加系統的無序,這就產生了潛在的系統性風險。金融危機10年,中國政策層為了對沖周期性力量的下墜,我們采用了過多的總量刺激政策,付出了結構扭曲的代價。最近三年,通過供給側改革進行硬性校準,具體體現為三大攻堅戰,在執行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問題,慢慢從熵減變為熵增。

  這就產生了兩個令人擔憂的現象,一是靠組織自己內生的自我循環、自我熵減的能力越來越差,原因主要是過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增量改革中,沒有為總量構建一個好的承載結構。根據結構主義,結構決定規模的邊界,你的地基是三角形還是五角形,符合不符合力學原理,決定著大廈的高度。如果一開始為了快速發展總量忽略了結構問題,那么總量膨脹越大越危險,因為你是在一個非常脆弱的根基上建構。

  另一個現象是政策自身開始成為不穩定的源泉,比如金融去杠桿太劇烈,過于一刀切,容易引發信用違約潮和資金鏈斷裂潮。其實中央的本意是好的,但執行過程中,往往按照“體制舒適度”揀軟柿子捏,去的都是沒有體制阻力的市場化的民企中小企業,很多中小企業被去死了,現在亢龍有悔再加杠桿有什么用?

  環保治理也差不多是這個道理,污染大戶也是納稅大戶,執法部門不想動也不敢動,那就只能拿小商小戶作為業績。甚至某些地區環保治理部門粗暴執法,打著環保名義拆除一些農戶的養雞場養豬場,導致一些靠貸款建養殖場的農戶破產而自殺的惡性事件。拆違也是一樣的道理。

  這就引起我們的反思。為什么中央出臺的那么多好政策,利國利民的政策,到了基層執行層面就變成了粗暴行為?尤其是去年以來,這些政策的扭曲執行,應該對本次經濟下行付一定的責任。所以我認為這一次不僅是周期性力量,還有政策的巨大負面沖擊。感覺最近兩三年,折騰得太多,整個經濟生態被擾動得太厲害。

  更深一層的原因是什么?我覺得是很多人不懂現代經濟的基本原理,也就不懂宏觀經濟管理的基本方法。宏觀管理最重要的一環是預期管理,在一個政府主導的經濟體系里,任何一個具有導向意義的信號都可能引發過度反應。現代經濟是很精細很專業的體系,有其自身規律,有很具體的科學方法。

  而且,中國經濟已經發展成了一個超級復雜體系。面對一個復雜系統,你還采用過去那種一刀切的線性執法邏輯,造成的傷害會非常大。因此一定要吸取過去幾年的教訓。在行政隊伍里,多一些技術官僚,少一些文宣和口頭派比較好。如果大量的時間耗散在內部協調、開非生產性會議等活動上,搞得大家都身心俱疲,人們都明哲保身,不愿意或者懶得指出問題、解決問題,我覺得這就是對中國GDP的損耗。因為產值是時間的函數。

  三,今明兩年的凜冬將激發真正的結構性改革,下一輪國運要靠忍和熬

  季節有春夏秋冬,經濟有上下起落,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你看季節的變換,覺得很正常很淡定,但是為什么看經濟周期的變化就感到焦慮和彷徨呢。經濟的輪回,有開春氣象更新,也有立夏熱烈似火,有秋天成熟蕭瑟,也有冬天萬物閉藏。你看透了,也就釋懷了。

  夏天過熱的時候,就應該想到凜冬到來時的寒冷。這是經濟運行的規律,不能總是繁花似錦歌舞升平,冬天來了,凍凍更健康,殺殺細菌、優勝劣汰,才會有新生的力量出現。在冬天活下來的,才是真正健康。

  最近10年與過去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是美國次貸危機下陰影一直籠罩的10年,是大財政、大貨幣、小實體的時間段。你看貨幣供給(M2),看財政支出和地方債務,看三部門的三張表,都與過去有很大的不同。總結成一句話,這10年是在危機和后危機時代,用犧牲結構來拯救總量的10年,用金融周期來硬抗經濟周期的10年。而最近5年,是所謂供給側改革與明斯基時刻賽跑的5年。

  意識到這個問題的標志是從2015年開始的供給側改革,這實際上是高層開始退出反危機政策的信號。很巧合的是,也恰恰是在2015年,美國開始退出QE并開始加息,它也想退出反危機政策。時間點很巧合,兩個國家卡在了一起,但不同的是中國是要從財政端退,美國是從貨幣端退。雖然中國也累積了大量的廣義貨幣,但根本的問題還是產能。實際上由于決策體制的掣肘,美國并沒有有效的財政政策刺激機制,它在貨幣端的放縱也是靠雷曼、貝爾斯登等幾個犧牲品作為游說的現實案例,否則怎么可能說服國會。

  也恰恰是2015年開始,全球經濟開始出現了走出危機時代的新周期幻象,中美兩國才開始同時準備退出反危機的“戰時狀態”。其實貿易站也是這種邏輯的延申和深化,是退的航道一個左一個右撞到一起。但問題是,經歷了三年的經濟回暖,現在全球經濟又處在一個下行的周期性關口。

  全球經濟正在加速下行  

  但是,中美貿易的摩擦并沒有很清醒的意識到全球經濟的“冬天”即將來臨。或者即使已經意識到,但是過度政治化的失控狀態卻讓事態繼續惡化。那么這將導致結構性下墜和周期性下墜雙重力量疊加,全球經濟不僅面臨一次大型下行趨勢,還會面臨大型通脹的壓力。也就是所謂的滯漲——凱恩斯主義的終結者,也是當前流行的MMT的大殺器。

  不禁提一下MMT,其實不客氣的說它是為最近十年貨幣政策放縱辯護的犬儒。赤字貨幣化,然后用稅收回收,有點扯淡。且不說理論上的李嘉圖難題,附加預期的菲利普斯曲線等問題,且說現實中滯脹出現的時候怎么辦?靠稅收回收貨幣?這是財政和貨幣雙重緊縮,不僅解決不了問題,還會加重問題。所以有學者批判MMT是毒藥。

  但不得不承認這個理論最近火起來有現實原因,那就是次貸危機后傳統菲利普斯曲線的失效,通脹理論的失效。但我覺得這些原理并沒有失效,只是政策扭曲的太厲害,時滯錯亂,需要更多的時間去觀察。

  一旦逆全球化的趨勢被美國搞起來,關稅的轉移會導致一場前所未有的滯脹。這個時候十年的貨幣擴張將會走向末路,全球經濟會面臨美國1970s一樣的大滯脹問題,此時用了十幾年的新凱恩斯主義就會走向破產。這個道理大家應該都懂。

  我們研究過通脹的原理。最近二十年傳統的菲利普斯曲線失效,竟然出現長期無通脹充分就業狀態。答案在哪?我覺得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全球化的拓展和深化,尤其是中國這個超級規模經濟體進入全球分工體系,以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平抑了全球物價,特別是發達國家物價水平。關于全球化與菲利普斯曲線失效的問題,我們會有專題進行研究。

  既然如此,那么逆全球化,尤其是世界第一和第二之間的貿易摩擦,將很可能引發全球性的滯脹。在這種背景下,各國央行的量化寬松好戲可能將會走向盡頭。而這種通脹,也并不是各國央行所追求的能帶來經濟增長和就業的通脹,而是全球交易成本提高引發的成本加成。各國央行對于這種情況明顯缺乏應對經驗。

  這次豬周期來勢兇猛

  資料來源:伍戈讀書筆記

  對于中國來說,實際上早就看出了問題的實質,從需求側轉到供給側。但是整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落實過程中出現了偏離和漂移,究其原因,是需求側還有騰挪和刺激的空間。政策的走向也是追求最省事的路徑,或者本身就是過去長期沉湎于需求刺激的路徑依賴。只要需求側還有路可走,那么供給側改革就會大打折扣。追求成本最小化和利益最大化,是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不能用政策意志或公共道德去硬性要求。

  然而即將發生的滯脹將會使需求側幾乎失效,一季度和四五月份的數據正在說明這一切。這是個經濟真正的凜冬,但恰就是改革的陽春,因為只有當需求刺激無路可走的時候,增長模式才會擺脫對投資和債務的過度依賴,才會推動真正的供給側改革,否則只要還有貨幣放松的空間,政府居民還有加杠桿的空間,房價還有上漲的空間,過去的舊模式就還會繼續依賴下去。

  如果尋找歷史對標的話,對外有點像美國的1970s下半段,內外交困中被逼的尋找新的出路。對內有點像中國的1990s下半段,一個喧鬧時代的落幕,瘋狂信用和投資擴張后的廢墟,各種壞賬和三角債,國企成為包袱,再用銀根寬松的刺激政策已經不可能。這兩種歷史相似情形都逼迫尋找新的出路。

  對美國來說倒逼出來的出路就是大家熟知的里根經濟學,政府自己在供給側做減法,美國經濟進入了所謂的“新經濟”時代,當然也付出了赤字和貧富分化的代價。中國的1990s末倒逼的是真正殘酷的改革,是對國企對國有銀行做供給側減法,并對外降低身段充分融入全球化,結合內部的城鎮化浪潮,開啟了新一輪國運。

  現在我們處于一個新的歷史關口,對內需求側刺激已經被滯脹和高杠桿逼到墻角,對外面臨美國干預下的全球化經濟貿易秩序重構,可以說類似2001年的重新入世。形勢很嚴峻,凜冬加深,這對需求管理是個壞消息,但是對于供給側的改革卻是好消息,因為只有這種絕境,才會逼出真改革的共識,才會讓政策認清現代經濟的真相,才會明白折騰的代價。

  大家都談國運,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沒有天上掉下來的國運,也沒有用貨幣和債務堆積起來的國運。上一輪我們的國運是靠學和拼,下一輪國運恐怕要靠忍和熬。我們一直期待著在最深的需求側管理的冬天里,孕育出一個溫暖的供給側改革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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